綜觀中國歷代外交史，沒有一個朝代，比晚清政府簽訂的條約更多更頻繁。從1842年8月，在南京下關江面英國軍艦「康華利」號上簽訂的《中英南京條約》算起，接下來是《中英五口通商章程》、《虎門條約》、《中美望廈條約》、《中法黃埔條約》及《中俄璦琿條約》⋯⋯直到1915年與日本簽訂的《二十一條》，幾十年間共二十多個條約，這些條約不是賠款，就是割讓土地，不是開放商埠、通商口岸，就是讓外國人獲取某種特權。它們都叫不平等條約，有道是：自古弱國無外交，可想而知，那時外交使節的談判往往有如在懸崖之間走鋼索，然而在光緒7年1月26日（1881年2月24日），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以二等外交使臣身分，百般艱難的終獲俄國人同意，修改了由前任外交大臣崇厚與之所簽訂的喪權辱國《里瓦幾亞條約》，改簽《中俄伊犁條約》取代之。從而使中國成功的從沙俄的血盆大口中，奪回西北邊陲的要塞之地。
　　這個伊犁問題交涉，從沙俄1871年乘回亂藉口強占伊犁，直至1881年曾紀澤改簽《中俄伊犁條約》，前後費時十年之餘。這是一個讓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外交才能刮目相看的條約，到今天我們在翻閱這段歷史資料時，仍然能很強烈的感受到當時世界列強對此事的震驚與讚許。這也是本書出版之目的除敘明沙俄覬覦中國東北領土外，嗣後即思侵略中國西段邊界。而本書自各方材料證實西域（含部分今中亞細亞）係中國固有疆域，並還原中俄西段邊界之史實與真相。此其中涉及國人鮮少關注的古浩罕國阿古柏軍官，於1870年在新疆宣布獨立建國，從而發生與英俄及清朝的複雜國際局勢，而清廷於1875－1877年派遣左宗棠西征阿古柏收復新疆，即於1878年先派崇厚，再於1880年改派曾紀澤赴俄，重開與沙俄之外交談判，交涉沙俄歸還伊犁。研究這段歷史，旨在期盼後人能從歷史演變中吸取寶貴經驗，避免重犯以往之錯誤，防止人類戰亂災禍之重蹈覆轍。
　　中國近代史，是一部中華民族遭受外國侵略壓迫的災難史。此其中尤以俄羅斯帝國與中國接觸最早，對中國之領土侵略最多。然而，晚清到民國中俄間近百年卻未發生戰爭。此外，本書重點第五篇詳論曾紀澤使俄之始末，其目的除彰顯最後決定外交勝利之關鍵，固然是操之於國內經濟與政治實力。但史實證明，即使一個國家處於弱勢及不利的國際地位，卓越的外交家所施展的超人外交才能與談判策略，未嘗不可以發揮驚人的力量，而獲得力挽狂瀾的勝利。歷史事實說明弱國不僅有成功的外交，甚至戰敗國在外交上亦可有所作為。這些，對我們今天的外交處境或有參考借鏡之處。
　　本書有關中俄伊犁交涉背景的研究，主要集中在對伊犁交涉時期，清政府對俄政策及清廷內部鬥爭對伊犁交涉之影響。對於沙俄侵占中國的大量領土，清朝統治者是應負主要責任的。當然，這並不僅僅是指那些和沙俄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官員，事實上那些條約的簽訂，一來是大清孱弱無力受人逼迫，二來是因為統治者對疆域領土概念的盲目無知所致。但最關鍵的是，清廷將東北三省和新疆當成是滿族人的最後依附之地，在非常之時留給自己的一條退路，而禁止漢族和其他民族向這些地區移民，導致這些地區人口極度缺乏，這才給了沙俄可趁之機。晚清時期被沙俄割去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，大都是人口稀少的地區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朝統治者，禁止人民向這些地區遷移的錯誤政策導致。一直到19世紀後期，清政府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，並開始開放漢人遷移的限制，這才有了「闖關東」、「走西口」的移民浪潮，而這也是中國東北和西北部的人口充實化、實體化過程。
　　總之，本書目的是要還原中俄間之歷史真相，以警戒當年侵略國家的現代子孫知曉，以武力侵犯他國領土與主權，屠殺他國人民等，既是不道德也是違反天理的行為。同時也希望被侵略國家的現代子孫，因為知曉歷史真相而知所奮發，努力革新進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