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寧有盜臣，而無聚歛之臣」是傳統輕賤理財的文化論述，
當低稅理想遇上國家財政告急，
創造稅收是富有創意的財稅政策，還是擾民的橫徵暴斂？

當「通才型官僚」碰上「財經專才官」，
大唐帝國財稅體系的糾葛，也如火如荼的展開。

　　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，自秦、漢以來就是通才型，直到唐代為了一時財政上需求，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，而轉往局部專業進行。那些始自戰國時期的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的財經典籍，此時早已不管用，也因此產生創新空間，同時也遭遇「低稅理想」這種傳統文化價值的阻力。

　　低稅理想就像兩面刃，無限上綱的結果，固然可遏抑財經官橫徵暴斂式的胡作非為，但也可能使任何有創意的理財手段不得提出。在唐代中晚期，當商業產能達到國家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，仍以此名義禁止開拓徵收商稅。

　　可是當國家遭逢戰爭、天災，或因皇家工程所導致的巨大人禍時，財經官或理財家總要從事一番彌補財政赤字或缺口的作為，這些作為會被士大夫集團的輿論視同干犯文化價值的財政手段，造成財經技術官僚終究不為通才型官僚體系所容，弄得內部烈火焚天，一百多年仍紛擾不定。皇權、官僚，以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等因素盤根錯節，因而譜出了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型的出現，以及文化政治衝突這幕歷史大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