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〇年代以來，大陸考古出土了大量醫學文獻，引起學界重視。對這些出土文物的復原、釋讀、考證、斷代，與現存史料的比對等工作持續進行了數十年，從而引發傳世醫學文獻的斷代與核心醫學觀念的重寫與重建，成為中國醫學史研究的顯學。伴隨著二十世紀末十年，中國興起的一股「國學」熱，「中醫」與傳統文化的交叉研究熱潮也乘時而起，本書即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的一本著作。

　　作者認為，中醫不僅是一門醫學技術，更是一個文化體系。學者或一般人在看待「中醫」時，應以宏觀的文化視野來省視。《漢書‧藝文志》言：「方技者，皆生生之具，王官之一守也。」方技在古代是廣義的「醫學」，包括房中、神仙之術。顧實解釋這段話：「《晉語》趙文子曰『醫及國家乎？』秦和對曰『上醫醫國，其次醫疾，固醫官也。』蓋古醫字亦作毉。上世從巫史社會而來，故『醫』通於治國之道耳。」顯然，中醫的基礎與來源相當複雜。正如席文（Nathan Sivin）教授所指出的：「他們創建的體系，不僅是一個政治體系，也是一個宇宙體系和一個人體系統。我們必須理解這個體系的多重性質，特別要理解為什麼在各種科學獨立發展之後，這種有政治意味的系統還如此有吸引力。」這種醫學的文化多樣體，無疑是我們探索古典醫學的核心所在。

　　基於這個前提，本書開宗明義即申明：不是要透過國學來理解中醫，而是認為中醫本身即是國學的核心要素。中醫與儒道是國學的一體兩面、不可偏廢。是以作者提出：《素問》無疑的應與《論語》、《莊子》、《紅樓夢》成為中國人的生命經典，終身相伴。因此，本書中處理的不同課題，不同於醫學專門者的「醫學內史」，作者是要追求中國文化的通識，是要對傳統歷史文化「全新的整體」之理解。作者呼籲：當我們要重新理解中國文化時，請優先研究中醫文化的全史。

　　作者說，當我們以「中醫的」眼光，重看中國文化時，彷彿是一個「熟悉化」的持續過程。「熟悉」（heimlich）不僅是對中國文化中隱藏的一面重新理解，它也有「本土的」意思，即中國的本土。中國人理解中國文化卻必須「本土化」，即「中國化」，這聽起來似乎非常弔詭。但中國文化的複雜與內在張力，往往就是在對「陌生化」（defamiliarization）既存事物的「改寫」中持續前行的。因此，重新思考「中醫」與傳統文化的整體關聯，即是本著作的著力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