透過銳利如手術刀般的史筆，
劉仲敬為在這場荒謬卻又無奈的歷史大戲中演出的諸位角色，
一一安排了他們所該有的歷史定位。

從晚清到民國，從中國到海外，
身處新舊文化的激烈轉換，
身處「中華」概念的裹挾，
身處兩岸黨國體系的誘惑和扼殺
自負又渺小、無根如浮萍的文人，該如何自處？
有人放棄掙扎、有人隨波逐流、有人投機獲利、有人走向虛無。

◎魯迅——紹興師爺的家族血統和祖父科舉舞弊案造成的陰影，讓他養成了一種「將所有的錯轉嫁給外界」的偏狹個性。他的創作力在晚年其實早已枯竭，但在勢力的吹捧下，居然變成一代文宗；靠著蘇聯的慷慨與遠見，他在身前身後都不乏大名，也不乏金錢收入。

◎陳寅恪——博通古今、精通各種難解語言的他，卻是「一種文化為另一種文化所化之際」，深感痛苦的文化遺民。他透過「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」，看穿了中國向蘇聯「一面倒」的本質，但他的心卻早已在民初王國維投湖之際便已死去，只能眼睜睜看著洪水淹沒一切。

◎余英時——他是擅為歷史診脈的神醫，卻不是擅長物理切片的良醫。失根的他，無法成為陳寅恪般的文化遺民，只能立基於虛幻的文化泛民族主義上，發表一些名重於實的言論，但在現實政治當中卻殊少貢獻。

◎李敖——他承襲了父親的五四運動傳統，也承襲了游士世家的德性。游士沒有定性、也沒有精進不止的熱忱與責任感。他們坐在樹枝上，卻想用西方的解構方式把自己的樹枝砍斷。他們所想的只是以名滾名，以利生利。粗製濫造的文字，展現了李敖自戀的本質，但隨著言論市場的開放，他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小，最後只能被淹沒在萬馬齊鳴的巨浪中，靠著一些拼貼文章發揮餘熱。

◎張愛玲──直隸舊家與閩粵海洋的血統結合，讓張愛玲一開始就具備了兩種相互衝突卻又互為因果的文化脈絡。但她的祖國不是北洋中國，也不是湖湘閩粵，而是歷經百年條約守護，卻飽受「新中國」破壞的上海自由市。在這裡，她以無心插柳的方式信手寫作，卻讓橫溢的才氣震驚四座。共產黨的文藝團隊看上她的才華，卻只把她當成三流鴛鴦蝴蝶作家，結果遭到她以《赤地之戀》和《秧歌》痛擊，得不償失。

繼「晚清北洋卷」和「國共卷」以來，劉仲敬再次將自身犀利的點評，展現在人物的月旦之上。在這本「文人卷」中，劉仲敬主要延續了他在前兩卷中的歷史生態學分析，民國文人在「地方主義／泛中華主義」角力的脈絡下，來探討知識分子和文人的發展狀態。

以李敖為例，一般我們談論李敖的時候，總會從他在《文星》時代的思路開始談起，但劉仲敬不同，他從李敖的父親李鼎彝在新文化運動中所受的影響開始，再到李敖的恩主蕭孟能等人的背景，一步步抽絲剝繭，將李家的游士風格用手術刀做了徹底的剖析。

又如魯迅，劉仲敬敏銳地看到周家的科場弊案對魯迅造成的陰影，以及他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聯，指出「魯迅之所以暴得大名，其實跟他的投資（或者說投機）有著密切的關係」。

在劉仲敬看來，這些民國知識分子都是泛中華主義本身的產物，而泛中華主義衍生出的弱點，並非個人所能改變。正如建築藍圖的承重牆如果有問題，包工頭再廉潔也救不了房客的性命。所以即使如余英時般再有才能，也無法改變虛無的宿命；才能不佳者如余光中，更是只能仰賴政治勢力搏取其地位。

從五四運動以來，中國知識分子便深陷在所謂「中華」的迷思當中，而輕視「諸夏」的地方主義與小共同體精神。正是這種迷思，斬斷了鄉土根源的知識分子，只能落入虛無與失敗的窠臼之中。

透過銳利如手術刀般的史筆，劉仲敬為在這場荒謬卻又無奈的歷史大戲中演出的諸位腳色，一一安排了他們所該有的歷史定位。